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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風雨家國情
一一讀《袁寶華回憶錄》隨感

作者:朱燾 +關注作者 來源:中國企業網 2019-05-13 14:14 標簽:
2019年1月11日,我參加國務院國資委老部長黨支部春節聯歡會時,獲贈出版剛半年的《袁寶華回憶錄》。

  2019年1月11日,我參加國務院國資委老部長黨支部春節聯歡會時,獲贈出版剛半年的《袁寶華回憶錄》(以下簡稱《回憶錄》)。一個星期讀罷,又重溫10年前出版的袁老緬懷老領導、老戰友的文集《永遠的懷念》(以下簡稱《懷念》),念及已經去世的呂東、胡昭衡等袁老的老同學、我的老領導,不禁心潮起伏、感慨良多。
  我看過的名人回憶錄很少,還多是國外的,離我都比較遠,但袁老的《回憶錄》大不相同。在《回憶錄》重載袁老2015年的《百年謠》,里面有這么兩句:“百年風雨歷征程”“百年河山家國情”,更使我浮想聯翩。因為在袁老的百年征程中,我認識并在他領導下工作有33年。《回憶錄》中講的人和事,有的人我也熟知,有的歷史場景我也見過,一些評述我亦感同身受。
  同是我老領導的呂東、胡昭衡過世時雖然也屬高齡,也有大量著作、文章留世,但他倆未及寫下象袁寶華這樣從童年說起的回憶錄。即便如此,僅是讀完《回憶錄》和《懷念》兩本書之后,聯想一些往事,76歲的我不但增添了對他們三人的敬重,為他們都是我的益師(老領導)良友(校友)而深感榮幸,更是為他們賦有的“家國情”和他們之間的友誼、友情之非同尋常而再受教育。
  (一)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冬的一次國家經委辦公會上,呂東、袁寶華、胡昭衡會前忽然低聲、興奮地談到櫻桃溝聚會的事,說誰來了未見到、誰大概因為何事未來等。我當時是黨組秘書、黨組辦公室副主任,聽了很好奇:天氣都冷了,這些老同志還結伴游玩兒啊?當時也不便去問。
  櫻桃溝確是北京香山一個有名的風景區。我在北大讀書時曾兩次與同學去玩,記得那里澗水潺潺,林深石迭,并未見櫻桃樹。一次有同學在這里巧遇朱德總司令,他老人家觸看一位女同學胸前校徽笑呵呵地說,是北大的呀,好好!在校傳為美談。今讀《回憶錄》,方知是呂東、袁寶華、胡昭衡包括我在校時的校長陸平等,那些1935年參加“一二·九”運動的戰友們,約定在此聚會。那為什么選在這現在也顯得偏僻的山溝呢?呂東、袁寶華、胡昭衡三人年齡相仿,呂胡同年,袁小一歲,都是上世紀三十年代北大同期學生(呂、胡為歷史系,袁為地質系)。在日本占領我國東北、華北告急的國難之際,他們熱血沸騰,都積極參加、組織了“一二·九”抗日救亡運動。經過袁在《回憶錄》的詳細描述,我加深了對這場“血與火”斗爭的認識,才知道為什么毛澤東主席把這次運動與“五四”運動相提并論。袁寶華等在運動后響應地下黨號召,參加了“平津學生南下擴大宣傳團”,20多天后在此基礎上成立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袁負責北大西齋“民先”的組織工作,并創辦了《炮火》壁報。“‘民先’十分注意組織隊員學習軍事知識,多次組織到西郊大覺寺、老虎洞進行軍事訓練,在香山櫻桃溝等處舉辦夏令營,請有軍事知識和作戰經驗的人講授游擊戰課”(《回憶錄》第26頁),為武裝抗日做準備。在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后,地下黨為了保護這批青年知識分子,讓他們離開“民先”,奔赴新的革命前線。袁先回河南組織青年救亡工作,后去延安在陳云領導的中央組織部工作;呂和胡投筆從戎,參加了八路軍。他們三人分開后,戰友情從未釋懷。《懷念》有這么一段話似可代表:“1948年遼沈戰役期間,白城子同志告訴我,蒙騎一師的政委,高個子,河南人(按:胡與袁同鄉,呂是遼寧人),自稱是我北大的同學,打聽我的情況。老同志、老戰友殷殷眷注之情,令人感奮!”
  他們三人參加“一二·九”運動和“民先”,走上革命道路的原因并不復雜。《回憶錄》說當時我們年輕學生“有一種以天下為己任的抱負”,“是日本帝國主義把我逼上了革命道路”。呂袁胡三人都是富家子弟,深知“覆巢之下豈有完卵”?在處理國與家的辯證關系上毅然把國放在了第一位。為了民族解放,先輩們這樣奮斗的故事很多。他們總結的歷史教訓也很多,我想起改革開放之初常聽到的是:“落后了就要挨打”。世界上過去、現在是這樣,將來會不會也是如此?一百多年受外強欺凌的我國,現在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不算是“落后”了。但我們應該記住自己是怎么從挨打中站起來,又怎么從落后中再崛起的,剩勇奮斗繼續前行;記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等史訓,走“富不驕,強不霸”之路。“一二·九”運動的紀念碑就立在櫻桃溝。
  (二)
  現年60歲以上的人,大概大多數對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大躍進”帶來的“饑餓”,“大革命”帶來的“內亂”留有難以磨滅的記憶。當然因地域、環境、地位不同,各人有不同的感受。《回憶錄》敘述了東北解放后東北工業恢復、發展中如何“出產品、出經驗、出干部”,以及新中國工業如何穩健的起步;敘述了袁、呂等1952年隨周恩來總理率領代表團到莫斯科談判我國“一五”計劃蘇聯援助項目、日夜加班工作的具體情況。在講到“156項工程”項目時,我立馬想到我參加工作的第一個單位“沈陽黎明公司”是156個之一。那是邊學邊干,付出辛勞就有收獲的歲月。由于“一五”計劃順利實施、提前完成等客觀原因,“黨內搞經濟建設出現了急于求成的思想,頭腦越來越熱,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對右傾保守思想”。為了超英趕美,“以鋼為綱”的鋼要高產,“以糧為綱”的糧要高產,互比誰的指標高,誰講實話誰倒霉,有的國家領導人被批“離右派不遠”,基層農民也可以扣上“右傾分子”被批斗。其時袁寶華是冶金部領導,他詳述了“指標”如何一次次飆升,主觀意志如何不可阻擋。結果是“全民大煉鋼鐵”,用飯鍋當廢鋼,以木材代焦炭,豐收年份的糧食留在地里,各種“衛星”套紅印在報紙上。袁的家鄉是河南省南召縣,“當時《冶金報》報道這個縣日產1000噸鐵,我大吃一驚,‘大躍進’把我家鄉伏牛山上的樹基本上都砍光了。”1957年鋼產量535萬噸,1958年就“躍進”到1108萬噸(計劃1070萬噸),報喜的背后是不能用的廢鋼占了一半。我那時在初中讀書,學校操場上壘起小土爐,師生們留著汗水、打著瞌睡煉出的幾噸渣鋼,應該也在千萬噸鋼中占有一份。
  1959年開始糾“左”,“可是出人意料,廬山會議不僅沒有糾‘左’,卻突然轉向,反而批右,造成國民經濟更大的損失。”其間之秘迷,恐怕黨史專家才能弄得清。“文化大革命”初期,“混亂”中有人油印散發的供批判用的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呈送的“萬言書”,我們大學生看了不知真假,只能揣想一二。袁寶華在書中從工作角度概括的是:“1958年是難忘的一年,1959年是難堪的一年,而1960年則是最難受的一年”。接下來是“過渡時期”(不知什么人起的“名字”),實際上是“餓肚時期”。“許多人由于營養不良得了浮腫病,很多地方出現了餓死人的現象。”為了扭轉國民經濟的被動局面,鄧子恢主張在農村搞承包,受到大會公開批評時,“臉色煞白,一句話也不說”。《回憶錄》里對高層不同意見的回憶,對基層人民疾苦的描述,字里行間里透出深沉、無奈的“家國情”。
  中華民族具有自糾、自愈功能,若此才有延續不斷的五千年文明,我們黨也有這個傳統。“糾”與“愈”的過程也充滿了斗爭和傷痛。
  1961年,國家對經濟發展終于確定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連我們這些中學生都知道這是針對“大躍進”“餓肚子”等問題提出來的,人們“菜色”的臉上有了“喜色”。看了《回憶錄》“對國民經濟傷筋動骨的調整”一節,方知看似簡單的這八個字,其由來、變化,頗耐人尋味。1960年8月計委提的方案是“整頓、鞏固、提高”,國務院會上,善于審時度勢的周恩來知道“提高”是毛主席提出來的,于是把“整頓”改為“調整”,避開“整頓”這個分量較重的詞,還加上了“充實”二字。這樣的更改,在頭腦發熱歲月剛剛過去的時勢下,更易為上下所接受。實際工作之難,袁寶華稱之為“傷筋動骨”,不是“調整”二字體現得了的。
  經過三年調整,國民經濟很快走上了健康發展的軌道,重要的還有取得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到1965年,主要工農業產品產量達到或超過歷史最好水平。
  但是,不知出于什么規律,“1966年,毛主席親自發動的、持續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不是什么革命而是一場動亂。對黨、國家和人民來說,是‘左’傾錯誤釀成的一場悲劇。”《回憶錄》這段評論符合黨中央1978年作出的有關歷史決議,袁還說了自己的看法:“我說‘文化大革命’是從‘四清’開始,‘四清’是從黨的八屆十中全會(按:1962年9月;全國正在進行經濟調整;我剛進北大校門)突出‘階級斗爭為綱’開始,《二十三條》又錯誤地把階級斗爭引入黨內。”我在1966年的年歲,恰與三位老領導1935年參加“一二·九”運動時年齡相仿有“滿腔熱血”,萬千學生是中央文革領導小組指哪打哪的“革命派”。而呂東、袁寶華、胡昭衡等這些北大老校友,早已是“當權派”。他們都是單位“一把手”,共同的帽子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經歷又各不相同。在這場人為的危難中,我想是固有的信念和家國之情支撐著他們在新的風雨中經受不一樣的考驗,走出了悲劇。
  “文化大革命”開始時,呂東是冶金部部長,很快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分子”,以致蒙冤入獄,家破妻亡,被關在秦城監獄四年多,直至林彪出逃后才恢復工作。胡昭衡時任天津市市長,被誣為“三反分子”,受折磨最厲害,身心俱損。袁寶華是相對幸運的部級干部,時任經委副主任兼物資管理部部長,開始也被誣為“叛徒、特務”,但很快查證造反派列舉的才是“假材料”。“靠邊站”一年半后,在周恩來干預下解放出來,參加國務院業務組領導下的計委生產組任組長。三人的“運命”不同的原因,《懷念》一書中這樣分析的:對呂東,“冶金部是個老部,經過反右派和清理中層等運動,傷人多,積怨深,加上幾個造反派野心勃勃,個別軍代表推波助浪,呂東的日子更不好過”。對自己,“由于物資部成立不久,干部來自四面八方,沒有歷史舊賬,而且軍代表很公正”;我覺得恐怕還應加上一條:當時亂哄哄的局面,國務院“促生產”實在缺人手,只是周恩來、李先念以及谷牧、余秋里等高層領導不行,沒有得力的部級干部就“斷檔”了。對胡昭衡,《懷念》文中沒有分析,但我覺得起碼有這么一條,作為黨內有名的文學愛好者、雜文大家,直至建國后任內蒙古副主席仍然“一篇篇雜文針砭時弊,文筆犀利”,連續在《實踐》雜志上發表,這與當年北京市雜文“三家村”的《燕山夜話》何其相似,“文革”中肯定沒有好果子吃。作為雜文習作者,我對此有點感受,多些理解與同情。
  令我不只是理解、同情還加上敬重的是袁寶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九年的艱辛工作。《回憶錄》有一段情深意切的自述:“在那極其艱難的年代,我協助國務院領導同志組織和領導國民經濟的運行,負責工業交通生產、建設和管理方面的工作。在工作過程中,親眼看到并深刻體會到周總理和幾位副總理,在處境極其困難的情況下,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以及‘左’傾錯誤進行艱難曲折的斗爭經過。我深感有責任把這一段不幸的歷史寫出來,把經驗和教訓留給后人。”經濟形勢怎樣的極其困難?斗爭怎樣的艱難曲折?書中均有詳細的敘述,我也難摘其要。袁寶華寫道:“在那個瘋狂的年代,工廠沒有完全停工,鐵路尚能運輸,國民經濟尚能維持運轉,是生產組起了‘救火隊’的作用。那個時候搞生產的人也是冒很大政治風險的,許多領導干部隨時有被揪斗的危險,而且在那種無政府主義狀態下,組織生產調度也十分困難,生產組能夠頂住各種干擾,也是靠周總理保護。”連為群眾生計、“鬧革命”之需而抓生產的干部都需要保護,可見周恩來總理是“文化大革命”中集萬難、托眾望于一身的國之大梁,正是他的領導藝術、斗爭策略,以及袁寶華這樣干部和群眾的給力,才維系了國民經濟沒有全面崩潰。這是何等的家國情懷!
  在危難、艱難時表現出的這樣情懷的共產黨人還很多,《回憶錄》多有記述。比如1967年2月政治局碰頭會上,包括4位老帥在內的幾位國家領導人當面痛斥陳伯達、張春橋之流搞亂中國的“二月抗爭”(中央文革小組稱之為“二月逆流”);比如1975年鄧小平復出,不承諾不否定“文革”,不但對經濟方面進行整頓,而且對軍隊、文藝等進行全面整頓,并在當年大見成效等等。三位老同學、老戰友也是如此,袁寶華領導的全國經濟運行“救火隊”,夜以繼日,不懼風險,苦撐困局,無私貢獻。呂東被解放出來到華北協作區籌備組,“仍保持老作風,經常深入企業調查研究,抓實事,抓重點,鍥而不舍,一抓到底。”胡昭衡遭受“殘酷斗爭”,事后淡然處之,“與國家遭遇的浩劫相比,個人遭遇只算小苦難吧!”(以上均見《懷念》)。他們盡可能地互通信息,互相幫助,以大局為重,以國運為懷,感人至深。現在想來,如果沒有《回憶錄》講的那些上上下下的抵制、斗爭和整頓,“文化大革命”的后果興許更嚴重。而且,這可能也是晚年的毛主席“他老人家在關鍵時刻把國家領導權交給華國鋒”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
  1982年成立新經委的主要辦公地址“九號院”,也是呂東、袁寶華、胡昭衡三位老同學、老戰友“分離”40多年“重聚”的地方。我稱自己在九號院這一段工作是“如歌的歲月”,我想對他們更是平添一份人生情誼。
  1937年,他們三人從北大各赴東西之后,呂與袁相見較早,是在1949年的沈陽市。袁從延安輾轉到沈陽,不久調入東北工業部。在此之前,即東北解放之初,呂就隨大批干部進入東北,在晉察冀做經濟工作的呂這時是東北工業部第一副部長,袁到后任計劃處處長(朱镕基、林宗棠從清華大學畢業后到該處工作)。《懷念》中袁說:“在東北工業部3年,是我學習做經濟工作收獲最大的一段時光,呂東同志好學實干精神對我啟發很大、影響很大,感受很深。”1956年冶金部成立后,呂是第一副部長(1964年任部長),袁先后任辦公廳主任、副部長。1960年袁調任經委副主任兼物資管理局第一副局長。從沈陽到北京的這一段,呂與袁共事長達11年。胡昭衡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任衛生部副部長兼國家醫藥管理局局長,并在這個崗位上辦了離休手續。
  新經委是國務委員張勁夫兼主任,呂與袁都是副主任、副書記,主持日常工作。后來,呂接任主任,袁是第一副主任。胡被聘為經委經濟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經常列席經委會議。這三位老同學、老戰友在改革開放的春天里于九號院重聚,欣喜之情可想而知,共同的信念與工作崗位,讓他們又一次煥發了革命青春。《懷念》里袁講到呂:“由于我們的老關系,我又是老經委,他對我的意見非常尊重,我們合作得很好。呂東同志遇事謹慎,深思熟慮,百無一失,又嚴于律己,寬以待人,和他共事,心情總是愉快的。”稱之為“我的良師益友”。講到胡:“歲月不居,相知彌深”,不僅交流工作,還互勉詩詞,是“同志加摯友”。我第一次見到呂東,是在他任航空部部長,他視察沈陽黎明公司,我在公司參與接待的時候。后來我在航空部、機械委一直在他領導、關心下工作。第一次見到袁和胡都是在九號院的呂東辦公室,記得見袁時,幾分鐘閑話中有兩句:“我們還是校友吶!”“大躍進吹牛皮,貴省(安徽)是冠軍,我們省(河南)是亞軍”,一下子拉近了兩代人的距離。后來幾年里,我因為做辦公廳工作,在九號院經常與三老見面,他們勇于開拓、嚴謹樂觀、高瞻遠矚、關愛干部的精神,以及他們之間相互扶持、誠于切磋的友情,給我很深的印象,多有熏陶與教益。
  1982~1988年的經委正處在我國經濟整頓恢復,探求工業發展新方向、新途徑的重要時期,工作緊張多頭、斑斕多彩,《回憶錄》里有生動具體的記敘,并說“為當好黨中央、國務院的參謀部,作出了非凡的貢獻。”我的拙著有關章節中也有簡述,不再重復。但如今社會上有人認為改革開放的前10年沒做什么事,這顯然是少知而偏頗。應知“萬事開頭難”,應知從中央到地方有無數動人的故事。經委系統工作也只是開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一個方面軍。僅就打開眼界來說,且不細說袁寶華講到1978年前后奉中央領導指示帶隊“走出去”訪問七八個發達國家,并在日本“蹲點”一個月的新收獲、新作用,這里先舉個我的小例子:九號院的八十年代初,日本野村證券研究所負責人被“請進來”在南會議室講課,我耐心聽后腦洞大開,原以為證券只是股票、債券,沒想到還有那么多名堂,雖然頂多是“知其然”;還沒想到的是,在講完課后還主動讓聽者“提問”,沉默少許有人好奇地問負責人和同臺日本翻譯工資多少,回答后補了一句:我交完個人所得稅,和他(指翻譯)差不了多少。大家才知道,日本所得稅率“累進”得夠厲害。
  再講個歷史性大例子,即《回憶錄》里一段引人注目的文字:“我50多年的經濟工作生涯中,風風雨雨,耳聞目睹,多半是在國民經濟綜合部門渡過的,見證了計劃經濟,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還有那‘文化大革命’十年的無序經濟。新老經委(包括生產組)在不同時期都做了不可替代的工作。”見證這五種經濟體制的人不多。新經委對前三種經濟體制以及它們的交叉、碰撞都經歷過、實踐過。在歷史性轉制過程中,有多少人日日夜夜付出的心血,有多少個已知未知的溝坎、險灘的跨越,創造了無數個歷史性第一。比如一個土“包”子從農村的地下冒出來,解決了糧食短缺問題,沖破阻力進了城又很快解決了鋼產量上不去的問題。我清楚地記得,經委黨組討論要不要宣布取消多年定量供應有關證票,最后決定建議讓它們自行失效為好時,大家十分興奮的場面。這些成就的取得,都是源自于鄧小平1978年《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講話,即使他的“貓論”“摸著石頭過河”等被一些人視為的“土”話,也給當時很多人增加了在漸進中敢闖敢探索的勇氣。改革開放的前10年,改革與發展似慢實快,全國GDP平均每年增長9.7%,舉世振奮。盡管其間問題不少,但它為前進尋定了方向,為后來發展打下了基礎,應該說,成就來之不易,開拓之路,多有艱難,我們不能“事非經過”就一定“不知難”。
  1988年國家機構改革計委、經委合并成立新計委之后,呂袁胡三位領導已年過70歲,均從一線工作崗位上退了下來。袁寶華在1979年初就創建了第一個全國性社會經濟團體--中國企業管理協會,最先提出“自治、自立、自養”的建設原則,后改名為中國企業聯合會(與中國企業家協會合署辦公)。呂東退下后,創建了中國工業經濟協會,后改名為中國工業經濟聯合會。胡昭衡創建了北京雜文學會。這些社會經濟團體的工作,也都是改革開放中開創性事業。我榮幸地是這三個會的兼職副會長,前兩會的副會長我兼了20多年,并兼中企聯旗下《企業管理》雜志的主編數年。這讓我有機會從另一個角度繼續學習他們如何做人做事,包括從中企聯的繼任領導陳錦華、王忠禹,工經聯的繼任領導林宗棠、李毅中等那里學習了良好的工作作風和工作方法,對我以后做協會工作大有裨益。
  (四)
  2015年5月23日,在春風沐浴的釣魚臺國賓館芳菲苑,聚集了100多人,參加“袁寶華系列著作出版座談會”,中國企業聯合會會長王忠禹主持,百歲高齡的袁寶華專程出席。會上,傳達了習近平辦公室轉達的總書記對袁老百歲和座談會的祝賀,朱镕基、顧秀蓮、陳錦華等原國家領導人,現任副總理馬凱等出席,并發表熱情洋溢的講話。大家歡聚一堂,慶祝袁老百歲華誕和他系列著作出版。朱镕基在講話中稱袁“是我最好的啟蒙老師”,顧秀蓮說袁“是我們學習的楷模和典范”,馬凱的《七絕》獻詩:“百年長卷盡斑斕,戎馬興邦三百篇;更有李桃花競放,同期茶壽仰高山”,簡練地描述了袁老百年精彩人生,并祝他老人家健康長壽,似可代表大家的心聲。
  這個特殊的座談會,也是一次友誼、友情的交流會,王忠禹在小結時就說“大家的發言充滿了感情、尊重和友誼”。與會者都是與袁寶華工作、生活關系密切的人,大多數已年過古稀。我也是參會者之一,也為會上的氣氛所感染,不由得想起袁老80歲生日時曾自賦詩《八十述懷》,彼時和者甚多,我寫的四句學習感言也被收入和詩集中,最后一句就是“相期再慶百年春”。也不由得想起袁老的老同學、老戰友呂東、胡昭衡,呂老去世后我曾寫懷念文章《忠厚長者勤政楷模》,胡老去世后我曾寫紀念文章《要做真的人》(在北京雜文學會紀念胡老會上宣讀,題目為胡老詩中一句)。當然,我尊重的老領導很多,對我成長的幫助很大,都難以忘懷,只因呂袁胡三位相互是老同學、老戰友,呂袁是我人生受教得益最長的直接領導,胡是我寫作雜文的引路人,我又高攀他們是老校友,故而籍讀《回憶錄》之機,三人聯系憶談寫此一文。
  人生之路既短又長。從櫻桃溝到九號院46年,從九號院到芳菲苑33年,袁寶華今年已104歲矣!2019年春節前兩天,我又一次去拜望袁老,輕撫老人家歷經滄桑的雙手,往事歷歷,感慨不已:“一二·九”運動那樣的革命斗爭不能忘,改革開放這樣的革命新篇不能忘,歷史的經驗和教訓不能忘。美好生活、富強中國是賦有家國情懷為主流的一代代人奮斗出來的,美好生活中應該包涵友誼、友情,奮斗過程中建立的友誼、友情更是彌足珍貴。


  2019年2月元宵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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